当我们谈师德时我们到底在谈什么？（完整修订版）
当我们谈师德时我们到底在谈什么？
——题目仿自美国小说家雷蒙德·卡佛
1.我为什么不跟老师们讲师德？
近些年来，在全国各地作过200多场讲座。学校文化，团队建设，教师发展，专业成长……能讲的，都讲。唯有一个话题，对方一旦提出，我就会婉拒，或跟交流我的想法，谋求变通——这话题，就是师德。
我不跟老师们讲师德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愿。为什么？
表层原因，是我自己划定的语言禁忌。如果一个人，对一群老师说，你们要讲师德，要知道师德的重要，否则就不是好老师，甚至不配当老师；这简直就是居高临下、明目张胆地暗示：你们都是失德的人，无德的人——我总觉得，这样的讲者，不是缺心，就是缺德。
再一点，我们什么时候讲师德？总是在出事情后，闹新闻后。某个老师行为变态，某些老师表现极端，某个地方出现恶性事件，搞得舆情汹汹，“不讲不足以平民愤”，于是就讲。从上到下，全面铺开，全员参与。本是个别现象，搞得人人有份，个个遭殃，谁不反感？
还有，我们怎么讲师德？发文件，出要求，学先进，写心得，签承诺，还祭出“一票否决”的大招以威胁、恐吓，将师德与晋职晋级、评优选先相结合……如此轰轰烈烈搞运动，认认真真走过场，反来复去，老师们自然会审美疲劳，麻木应付，不只反感，还会抵触。
谁愿意做让人反感、让人抵触的事情？反正我不愿意。
2.师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读了我的有关文章后，有人说，师德就是一个筐，什么都往里面装。“筐”当然是装东西的，但装进师德这个“筐”里的，都是“师德”的本质要求和本然内容吗？
答案，显然是否定的——近期的一些“舆情”，促使我有了更多思考。
师德，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。顾名思义，师德是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在道德方面的要求。这种要求，往往外显为一些带有规定和强制意味的条款。
最典型的，是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或各地的“八不准”、“十不准”。表面看，都是对教师行为的约束，实际上，是对教师从事这个职业的期望——“规范”，即规则和范本。规则，自然是规定和原则；范本，则有楷模、表率的意味。即是说，师德既有硬性的、必须遵守、不能逾越的一面，也有倡导性的、鼓励性的、难以明确考量的一面。
就此而言，师德其实只是一个“框”，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“框架性约定”。
“约定”有“俗成”的意味（英语的“道德”（Morality）一词，源自拉丁语“Mores”，意为风俗、习惯，强调的即是约定俗成），必须尊重和遵守，但“框架”总是大概的，粗略的，不会明确或精细到某种具体的程度。
因此，尽管师德首先体现为一些基本的底线和原则，但无论是过去的“为人师表”，还是现在的“师德规范”，其实也包含着方向和主张，即人们对师德的期望。
“期望”不是必然要求。以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为例，无论“爱岗敬业”，还是“教书育人”，无论“关爱学生”，还是“终身学习”，都是相对笼统的，没法具体考核和评估的。
某种意义上说，师德本身的模糊和含混，让它从“框”变成了“筐”。不幸的是，很多时候，教师的一些失范言行，很容易被装进这个“筐”里，脱离了“框”的范畴。
3.师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师德肯定是从“道德”而来的，所以更“原点”的问题是：道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倾向于认为，道德就是“道出来的德”，它既是人们“遵道而行”后的总结和归纳，也是言说出来给人听、希望更多人遵守和奉行的——无论哪个意思，道德都是人们为了维护群体或公共利益而确定或提出的一些主张、原则和期望。
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人脑里固有的，而是人们在交往中渐渐形成的。而道德一旦形成，就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和约束力。遵循，是有德；违背，则是失德或无德，乃至缺德。不过，到底是遵循还是违背，动力都来自个体的“内心秩序”的评估和权衡。
表面看，道德选择是纯粹个体的，但道德评判，往往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他人——正因如此，道德的“别名”，叫公德，有“利他”、“利人”的“天性”。
总体说，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，更有助于道德意识的形成，更有利于道德行为的维护。而专断、粗蛮、暴戾的社会，很难让人真正形成和遵守康德所说的“道德律令”，就像食不裹腹、为生计所困的人，很难有“仰望星空”的闲暇，无论那星空多么灿烂、浩瀚。
师德，自然也是如此——师德的形成，固然会来自外在的要求，但是否遵循，遵循到什么程度，其实更仰赖于教师自己的内心约束和“真心认为”。
真心话可以讲，但究竟能讲到什么程度？师德也可以讲，但“外在”的讲，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“内在”的变？
“教育不是灌输，而是点燃火焰。”苏格拉底的这句话，我们往往用在对学生的教育，事实上，对教师的教育，也是如此——倘没有源自内心的自觉和约束，再严苛的考核和要求，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动力。
4.师德是高标准还是低要求？
今天，教师职业同时面临着“凡俗化”和“神圣化”的困境。
“凡俗化”的体现就是，只认定教师是一门职业，而职业只不过是谋生的方式或手段，与其他职业没什么明显区别。持此论者，往往过于淡化对教师的道德要求。
“神圣化”的体现则是，认为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，是蜡烛，是春蚕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是勤勤恳恳的老黄牛……总之不是人！
持此论者，往往过于强化对教师的道德要求，认为每个教师都应当“迹近圣人”，成为道德楷模，甚至万世师表，被供在神龛上——一旦“神圣化”，就很容易“妖魔化”。
淡化和强化，都是非正常化——凡俗化，走的是低端，神圣化，走的是高端。或者说，凡俗化，是底线，神圣化，是高线。
师德其实应该是“居间”的状态：一方面，它设定了起码的、必须遵守的底线；另一方面，它指向于更高的期许和愿望。底线相当于“规定”，一旦逾越，就是师德失范。高线则相当于“范本”，是楷模和表率，含有鼓励的意味。
居乎其间，师德首先是低端的要求，同时也有高端的追求——但这种追求，不应该成为统一的规定，更不能强求。毕竟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。
同时，师德虽是外在的要求，但要教师真正有所追求，必须成为内在的规范，成为个体的自觉。
因此我觉得，讲师德，本身就很荒谬。师德不是名词，而是动词。师德不是用来讲的，而是用来做的，要付诸具体的实践，切实的行动。
由外人来“讲师德”，本就很荒唐。倘若那外人，是本身就没有师德经历和体验的人，如昏庸的政府官员，或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，那就更滑稽了。
5.师德是群体规范还是个体要求？
既然师德是对职业的约束或规范，毫无疑问，它是针对群体的，而不是个体的。虽然，置身群体的个体，都需要遵守和奉行，但绝不可能通过强行的方式达到。
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，但构成群体的个体，是绝对不一样的，有着远近高低的不同层次。
群体的本质往往会通过个体的品质来体现，但个体的品质表现，并不必然意味着群体的本质——除非有或没有这种品质的个体，达到了某种量级，能够影响和决定群体的状态。
以特殊个体的表现，评判整个群体的状态，无论肯定或否定，都是愚蠢的。个体再优秀，也难以提升拙劣的整体素质；个体再拙劣，也难以否定优秀的群体品质。
个别教师出现道德问题，并不等于所有教师都有问题。
我曾对一些校长说：作为管理者，对教师，肯定是要鞭打快牛的，但是你也要接受慢牛的存在，甚至要容许有些牛，无论你怎么喝斥或驱使，它依然会原地踏步——再牛逼的春天，也不可能让所有花朵一齐开放，也不可能让它们开成一个模样。
师德，也当作如是观：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教师群体中，固然有师德高尚的，更多的，可能是不那么高尚的，甚至有些凡俗、低俗的。除非像希腊神话中的“铁床匪”那样，谁能让他们整齐划一，步调一致，一水儿的超凡入圣，一水儿的高风亮节？
以前段时间搅动汹涌舆情的“高铁门”来说，很多人仅仅因为女主的言行，而否定整个教师群体，无疑是愚蠢的，甚至有人因此而轻慢、诬蔑、诽谤整个教师群体，甚至整个教育行业，其荒唐可笑程度，甚至不值一哂。
6.师德的边际在哪里？
师德既然是职业规范，显然是有边际的。
一个教师，既不可能是“先天性”的教师，也不可能是“全天候”的教师。在学校，面对学生或家长，他应以师德要求自己，但在家里，他就是自然人；置身社会，就是社会人——他所应遵循的，是社会公德，而不是师德。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，自然需要遵守各种角色所赋予和要求的规范。师德是对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的要求和期许，公德显然有着更大范围的指向，是对“一个人”在公共事务中的言行约束和规范，如遵守秩序，不破坏公物，不妨碍他人，等等。
或者说，公德更具普泛性，师德更具专业性。
公德与师德的分野，要求我们在评判和讨论具体事件时，要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分。就像讨论公德和私德时，必须“公私分明”一样。公德的归公德，师德的归师德，就像，上帝的归上帝，撒旦的归撒旦。
即便是公德，也有不同情形的区分。就像犯罪，都有“激情犯罪”、“过失性杀人”一样。临时性的言行冲动，不一定体现其长期的道德水平。道理很简单：一个人偶尔的言行错误，绝不意味着他将永远错误；一个人在某方面的错误，也不意味着他整个人品行都有问题。
但是现在，社会普遍存在“师德泛化”倾向，即把一般性错误归结到职业方面，对一个教师的所有行为，都以师德要求，而且以高端要求，这种泛化，造成了师德边际的模糊。
仍以“高铁门”为例：我觉得，女主的“失范”，显然属于“公德”范畴，甚至“法律”范畴，但死磕其“教师”身份，甚至因公德失范而质疑其师德问题，这未免有些“越界”。扒高铁门，固然是违法行为，但不能把她在这件事上的错误，延伸到其他事上，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她的全部——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
既要教师是全能保姆，还要教师是高级保镖，看看“师德规范”，真要能达到那水准和要求，教师差不多就成圣父和圣母了——以圣人标准要求教师，实在荒唐。要求一个教师时时刻刻都像圣人，吃饭、睡觉、打呵欠，都要有圣人的节律和节奏，更加荒谬。
针对这种泛化，朋友阿春儿曾说：“师德成了套在每个教师头上的紧箍咒，你不听话时念一念，闯了祸时念一念……这是教师的悲哀！”
7.不讲师道而求师德，有这样耍流氓的？
古汉语里，道和德各有所指：道指方向、方法、策略；德指素养、习性、品质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。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”这里的“道”，既指“天道”（自然的规律），也指“人道”（与人世共通的）；这里的“德”，指人的德性和品行。按老子的说法，只有“尊道”，才能“贵德”。
“尊道”的前提是“有道”，“有道”才能“尊道”，“尊道”才能“贵德”。本就无道，或有道不尊，而欲求德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简言之：道在德先，讲师德，必先讲“师道”。
按百度百科，“师道”既指尊师重道之理，也指从师问学之道。教师是特殊职业，较之其他行当，要花更多心思，费更多心血，自然应该有“特殊待遇”。实际上呢？嘴巴里把教师说得崇高神圣，夸得天花乱坠，骨子里却总是看轻看贱教师的工作。
单说教师工资，《教师法》早有明文规定：“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，并逐步提高”，立法多年，严肃如斯，却一直未得实施，“不低于”尚未达到，“高于”自然无从谈起，所谓的“逐步提高”，更只是镜花水月。
口口声声说教师是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，却很少有人想到，教师的“灵魂”也需要抚慰、安顿和滋养。这种情况下“讲师德”，有点像“既要让马儿跑得好，又不给马儿吃饱草”。用时尚话说，这简直就是“耍流氓”。
道理很简单：谁都不能只靠漂亮话充饥。一个人生活安稳、内心平和，才会生发爱意。一个人置身有爱的环境，从事有爱的工作，才容易洋溢爱意。
不讲师道，而求师德，就是缺德。
8.师德能和专业完全割裂开来吗？
在我看来，“师道”其实也有“为师之道”的意思，就是作教师的方向、规律、规则，包括策略、方法、技能——“师德”虽属于职业道德范畴，但教师职业自有其专业性在，因此，师德与专业绝不可截然分开。
但很多时候，一讲师德，我们就忘了专业。或者说，我们只讲师德，而不讲专业。仿佛师德好了，专业也就没有问题了。这实在有些异想天开。
相比较而言，我更愿意这样理解：爱孩子，是最重要的师德，上好课，是最起码的师德，能成长，是最积极的师德，给学生更好的教育，就是最伟大的师德。
讲师德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说爱，“为什么要爱”讲得头头是道，但“什么是爱”、“怎么去爱”，往往语焉不详。事实上，很多老师言行失当，跟有无爱无关，而跟会不会爱有关。或者用我“创造”的说法，跟师德师风无关，而跟“师心师力”有关——即为师的心灵和心态，水平和能力。所以我说，当老师，既要爱，也要会爱。
抛开教师职业的专业要求，笼统提倡道德要求，把师德从教师工作中剥离出来，抽象出来，不仅空对空，而且舍本逐末。
更可怕的是，以师德代替专业，自然也就会因师德而否定专业。“高铁门”事件中，女主乘坐高铁时的言行，与她作为教师的努力和业绩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很多人却揪住女主曾经的教学业绩不放，仿佛那业绩也因其失范的言行而显得可疑。这样的硬性捆绑逻辑，虽然政治正确，但无疑有全盘否定之嫌。
9.我们今天到底需要怎样的师德？
每次“师德运动”，听师德师风报告，都是“保留节目”。
报告有两种，一种是领导和专家的。专家的就不说了，能专而且成家的，自不免高头讲章，或微言大义，大多能滔滔不绝，言不及义。领导，自然是当官的，但我们从没听说当官要“讲官德”，而只是听当官的说，教师要“讲师德”，医生要“讲医德”。
“不讲德”的人要求别人“讲德”，这不只是缺心、缺德，也算得上是“耍流氓”。
另一种，是师德模范或师德标兵的。这可以理解，毕竟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奇怪的是，那些报告总是很悲惨、很可怜：为教育，为学生，他们付出很多，奉献很多，甚至牺牲巨大——父母病了没时间陪，家人病了没及时医，为了别人家的孩子，牺牲了自己家的孩子，自己带病坚持工作，身患绝症也要上完最后一课……
每次听到他们如此这般含泪声讨，和血泣诉，都让人恍惚觉得，他们要不是生活在“万恶的旧社会”，就是置身于“凶狠的黑社会”。或者猜疑：他们莫非是因为太悲惨太可怜，才感动上苍，得了优秀，评了先进，成了榜样和标兵的？
问题是，谁愿意那样“见贤思齐”，谁愿意那样“悲惨可怜”？所以我时常感叹：在我们这里，学习先进和优秀，总会让人感觉沉重，甚至感觉恐怖。
这样的模样和标兵，其实是在抹黑教师职业，丑化教育事业——教育应当是为着人的幸福，教育也应当让人能够从中感觉到幸福。一个幸福的人，往往不会生恶意，有歹念，干坏事。一个幸福的教师，往往不会有师德问题。
我愿意说：作教师，就应该作幸福的教师。甚至可以说，对教师而言，幸福是一种美德，不幸福就是缺德——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师德，应该是能够让教师从职业本身获得快乐和幸福，而不是只感觉到悲惨和痛苦。
2018.2.28.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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